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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系化角度设计中国民法典总则编

时间:2015-05-24 00:27
  

  作者: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孙宪忠

  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基础,因此总则和其他分则之间的规范协调的工作,应该从民法总则做起。考虑到传统民法典体系以及我国现有民法规范的数量,我国民法典的条文数量肯定在两千个以上。如此庞大的条文数量,必须从立法科学化体系化的角度予以认真审视。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编纂民法典”。编纂民法典是我国未来几年里意义最大的立法活动,研究民法典的编纂是中国民法学界,甚至整个中国法学界最为重要的工作。近日,全国人大法工委成立了民法典编纂工作小组,并确定民法典编纂分为“两步走”,先编纂“民法总则编”,然后整合其他部分为民法典。目前,民法总则的编纂工作已经开始。编制中国民法典总则编,需要解决三个主要问题。

  民法总则与民法大群体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民法总则不仅是我国民法典的统领性立法,而且是现有民法立法大群体的基础性法律,因此该法的规则内容必须考虑与民法大群体之间的相互协调问题。民法立法大群体,包括三个领域的立法群体:一是属于传统民法固有领域的立法,包括债法或者债权法、物权法、亲属法(在我国主要是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二是过去被称为民法特别法的群体,包括商事法群体(包括公司法、票据法、破产法)、知识产权法群体,这两个领域都是民商法大体系中发展最为迅猛的;三是必须适用民法总则的基本规则但是并未被列入民法规则体系的法律,比如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信托法以及目前被定义为经济法的一些涉及自然资源物权的法律群体。

  考虑到我国现行立法中民法大群体的存在,现在编制民法典尤其是制定民法总则,应研究解决如下两个大问题:一是哪些法律应纳入民法典?哪些内容应写入民法总则?二是民法总则和没有纳入民法典的法律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解决?在18、19世纪民法法典化时代,人们提出编制一种大型民法典,把全部民事权利均予纳入,以达到强化民众权利保护的目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等都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可是即使是那个时候也没有解决商法群体纳入民法典的问题。现在时代变了,商事法群体之外,知识产权法群体异军突起,另外因为国家对土地、矿藏、森林等自然资源加强控制的缘故而兴起很多特殊民事权利的规范群体。这种情形是民法法典化时代人们不可能遇到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研究民法典编纂和民法总则立法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在传统民法中,人们习惯于使用“普通法和特别法”的规则处理民法与这个大群体之间的关系。现在,作为特别法的民法群体事实上是很庞大的,商事法、知识产权法群体、信托法和一些经济法不能进入民法典。即使在我国民法典编制完成之后,随着未来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还会制定新的特别法。因此,现在必须考虑民法总则、民法典与这些特别法之间的逻辑联系的问题。关于民法普通法与特别法之间的关系,应该在民法总则中予以阐明,也就是说,关于民法的基本规则和特别法规则之间的逻辑联系,应该在民法总则中加以规定。

  就这个问题,笔者提出的立法方案的要点,就是从民法权利体系的基本原理入手,建立权利和权利之间的逻辑联系,通过民事权利的类型划分,将普通法和特别法权利之间的逻辑联系加以阐述,这样可以将民法总则、民法典、大民法群体带入一个内在协调的整体之中。

  民法总则内容与民法典固有规范群体之间的关系

  在传统民法知识体系中,民法典的体系大体上是明确肯定的。民法总则的编制是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工作的第一步。当我们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第二步的工作。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基础,因此总则和其他分则之间的规范协调的工作,应该从民法总则做起。考虑到传统民法典体系以及我国现有民法规范的数量,我国民法典的条文数量肯定在两千个以上。如此庞大的条文数量,必须从立法科学化体系化的角度予以认真审视。

  民法典立法的基本出发点,是坚持法律条文的规范制作技术。民法作为一个法律,是通过其具体的法律规范来对社会发挥作用的。这些规范,主要就是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法律规范的基本内容是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所谓行为规范,是指指导当事人如何建立、变更、行使权利和消灭权利的规范;裁判规范,是指由司法机关裁判当事人权利义务发生争议的规范。民法的科学性表现在:通过法律的实施,包括当事人适用法律或者司法者裁判适用法律,一个个具体的社会行为因此得以引导和匡正,社会整体的进步就这样扎扎实实地实现了。民法的规范具体而且数量庞大,这一点体现了立法者推进社会进步的法思想的方方面面。民法尤其是民法总则,必须由法律规范性组成,而不是由政治口号组成。过去制定的民法,规范性不强是一个显著缺陷。

  民法的规范群体虽然数量庞大,但是有其内在逻辑,是一个良好的科学体系。我们必须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不能让其在外表上看是一个整体,而在内在体系上出现碎片化、枝节化的现象。不论是作为民法典统帅的总则,还是作为分则的债权法、物权法、继承法和亲属法,都应该从现在开始做出整体的体系设计。当前我国民法固有规范之中,还没有债权法而只有合同法、只有婚姻法而没有亲属法,如果民法典仅仅只是现行立法的简单聚合,或者说是“拼凑”在一起,那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必须从体系化的角度消除漏洞和重复,现在就要建立清楚的思路。

  人民性、现实性、政治性要求与技术性、科学性要求相互协调

  在中国民法典的学术研究和立法活动中,一直能够听到人民性、现实性、政治性的要求。这一次民法总则的编制工作开始后,出现了一些担心民法总则理论性太强、立法会过分抽象,让人民看不懂的批评。甚至有人说,民法就是人民能够看得懂的法律。

  对于民法立法尤其是民法总则立法过程中提出人民性、现实性、政治性的要求,并无不当,关键是如何解读这些要求。这些要求,应理解为强化人民权利保护、反映当前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动物保护问题、不违背我国宪法和一些基本政治规则的要求,等等。这些要求,民法总则的立法都能够做到,但是是以明确的法律规则做到的,而不是以通俗教科书的方式做到的。

  民法典立法只能完成给法官看、给司法工作者看这一个目标,也就是贯彻于司法、严格指导司法工作者办理案件的需要。所以,民法典指定要考虑的要点是裁判,是司法中的准确、精确、同一、统一这些基本的目标。现在,我国法律制度改革提到“提高立法的可操作性”的问题,其实只是一个小问题。多年来,我国立法尤其是民法立法一直强调制度和法律概念的通俗,但是制定的法律无法操作,在制定法律的同时,最高法院就开始起草司法解释。现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越来越多,这个现象已经受到大家的强烈批评。在中央已经明确提到“科学立法”原则的情况下,我国的民法典立法、民法总则立法还是要把坚持科学性立法当作基本的指导思想。

  法律体系化的另一个重大优势在于,借助于体系化科学化,使得所有立法问题司法问题能够通盘协调地得以解决,避免立法、司法大系统内部的混乱。在体系化科学化的规则下,绝对不会出现“解决一个问题而产生其他问题”的制度缺陷。民法总则立法中的体系化科学化,要做到的有:(1)概念的科学化,即利用概念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建立概念、规范、制度的内在联系;(2)法律条文的规范化;(3)法律关系的基本逻辑;(4)一般规则和特殊规则的逻辑,也就是“提取公因式”的规则等。

  从体系化的角度看,民法总则所确立的规则,都是民法立法和实践中首先要解决的最一般的民法问题。传统民法已经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工作,它们按照法律关系的科学逻辑,从各种不同的具体法律关系之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民法制度规则(这种研究方法就是潘德克顿法学所谓的“提取公因式”);这些制度规则,表现为主体制度的一般规则,客体制度的一般规则,权利、义务与责任的一般规则,权利义务发生变动的法律根据的一般规则等等。总则部分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之后,分则部分就不必要在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中一再重复这些基本规则,以免造成立法资源的严重浪费。当然,分则部分可以就一些特殊问题建立更加细致甚至有所差别的特殊规则。当然,学理上的这些内容在进入立法时总要根据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国情因素发生改变,立法者不可能像编写教科书一样确定立法的结构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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